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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一)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一)

摘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在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这是能否实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和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行为特征和规则意识的一系列新常态现象。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规则意识,战略思维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年,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一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尽管这样,直到2010年,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只要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遏制下滑趋势并使经济增长回到2007年以前的高速增长轨道。各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危机。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能迎来所期望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世界至今仍处于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低迷之中。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令世界瞩目。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因此,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长期观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认识论上说,经济“新常态”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长期现象和历史特征的现实描述和理论刻画。其认识对象就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体性的“正常”现象。所谓“正常”现象,实际上就是长时期内发生的普遍性、“大多数”或“大概率”的现象。因此,观察和研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需要有较长的眼界视野和时间跨度,甚至需要借鉴超长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即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研究对象时期中(即未来数十年间)将会发生的常态现象,特别是有别于以往的新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当前正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历了200多年,发生了数次工业革命,但大多数国家迄今尚未完成工业化。18世纪以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动力,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各经济体以远远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也有学者称之为人类发展的数次“浪潮”。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工业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那本影响广泛但也颇具争议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就是从大跨度时间上观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长轨迹和大趋势,以长期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支撑其学术判断和政策主张。他的中心观点就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也可以说是工业化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征性“常态”。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是极为缓慢的;完成工业化之后,高速增长也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的长程“常态”是低速或中低速增长(当然是相对于工业化时期而言)。从公元0年到1700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为O%,只是由于人口以年均0.1%的增长率增加,才使得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1%。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状况。1700—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增长率0.8%,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0.8%,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1.6%,是工业化之前的16倍。其中,1913—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1.6%,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1.4%,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3.0%。在人类发展的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1990—2012年,亚洲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见表1),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进所表现出的突出结果。

表1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及各洲人均产值年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全球总产值

全球人口

人均产值

人均产值——欧洲

人均产值——美洲

人均产值——非洲

人均产值——亚洲

0—1700

0.1

0.1

0.0

0.0

0.0

0.0

0.0

1700—2012

1.6

0.8

0.8

1.0

1.1

0.5

0.7

1700—1820

0.5

0.4

0.1

0.1

0.4

0.0

0.0

1820—1913

1.5

0.6

0.9

1.0

1.5

0.4

0.2

1913—2012

3.0

1.4

1.6

1.9

1.5

1.1

2.0

1913—1950

0.9

0.9

1.4

0.9

0.2

1950—1970

2.8

3.8

1.9

2.1

3.5

1913—1950

0.9

0.9

1.4

0.9

0.2

1950—1970

2.8

3.8

1.9

2.1

3.5

1970—1990

1.3

1.9

1.6

0.3

2.1

1990—2012

2.1

1.9

1.5

1.4

3.8

1950—1980

2.5

3.4

2.0

1.8

3.2

1980—2012

1.7

1.8

1.3

0.8

3.1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托马斯·皮凯蒂[1]认为,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过程看,即使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1%和经济增长率长期显著超过年均1%也是不可承受的,甚至是难以设想的。例如,“如果1700—2012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0.8%)再持续3个世纪,全球人口总数将在2300年达到700亿”,因此,经济发展“每年1%的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难以高于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历史表明,只有正在赶超更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中的欧洲或今天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才能以这个速度(每年4%或5%)增长。对处于世界增长前沿的国家而言——并且因此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增长率在长期会超过1%—1.5%,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总之,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将处于1.0%—1.5%的“新常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在三次工业革命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最深和最长远。第三次工业革命真正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只有短短8年时间,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持续了81年之久。他对全球未来经济增长率的判断比托马斯·皮凯蒂更为谨慎。

挪威资深未来学家乔根·兰德斯[2]经过长期研究预测:未来40年,“在富裕的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成为一个有力的动力。这会减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结果就是,生产力增长速度会持续放缓,这反过来会使全球GDP增长停滞,继而开始下降”。他预测,“未来40年里,中国经济将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到2052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2012年的5倍,这相当于3.5%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即使被乔根·兰德斯称为“高速增长的态势”也只是每年增长3.5%,这已是可以预见的非常乐观的经济增长“常态”了。

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3]在研究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走势的基础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根据他的测算,182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36.6%,GDP占世界的32.9%,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为90.0(世界=100)。195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到仅为4.6%,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仅为23.8。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为4.9%,而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更下降为22.1。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到15.1%,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增长到73.7(见表2)。

表2  1890—2003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年份

1820

1890

1913

1952

1978

2003

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

32.9

13.2

8.8

4.6

4.9

15.1

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

36.6

26.2

24.4

22.5

22.3

20.5

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世界=100)

90.0

50.3

41.7

23.8

22.1

73.7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伍晓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3]的分析和判断,“中国的这种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可能在随后的1/4世纪中持续。但是如果假定未来的增长将同1978—2003年期间的增长一样快是不现实的。在过去的这个时期,它因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获得了巨大的效率提高,不过这是一次性的。它还经历了外贸方面爆炸式的迅速扩张,以及通过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加快吸收外国技术。随着逐渐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中国增长的步伐就会放慢。假定从2003—2030年人均收入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长,但增长速度是逐渐放慢的。具体来说,假定2003—2010年的年增长率为5.6%、2010—2020年为4.6%、2020—2030年略高于3.6%。按照这样的假设,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西欧1990年的水平,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也就是西欧和日本赶超过程停滞的时候。在接近那个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要用技术创新取代技术模仿。然而,到2030年时,世界技术前沿还会进一步外移,所以中国在那之后仍然存在赶超的余地”。

上述国外著名学者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和预测,由于统计方式和口径不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但所描述的历史轨迹和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大体相同的。而从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实际状况看,目前已经从曾经的10%左右年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为7.4%。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显著地趋于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结构性减速,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并预测,“在2011—2015、2016—2020、2021—2030年的三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4]。

总之,无论是从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还是从世界近二三十年的经济走势,尤其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看,一个以经济“新常态”为表征的中长期历史阶段正在到来。“新常态”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其实,即使是下行到7%或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于全球经济的长程“常态”以及与世界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高速”或“中高速”的。可见,所谓经济新常态,其实也是一种心境的常态和视野的开阔,是“平常心态”和长期视角下合理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大趋势。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据报道,“新常态”(The New Normal)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M.埃里安(Mohamed El-Erian)于2008年开始使用,以预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可能的长期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第一次提及经济“新常态”,要求领导干部“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这是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前30多年相比照而论述的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处于人类发展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迄今为止的这100多年,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非常具有“戏剧性”阶段变化的时期。若不求严格,可以将这100多年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萌发(1912—1949)、工业化初期(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加速(20世纪80年代—2012)和工业化深化(2013—21世纪中叶)。每一历史阶段的时长都在30年左右(见表3)。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显著的“常态”特征。
中国工业化萌发时期可以从民国元年的1912年算起,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为止。这是寻求民族生存和国家出路的年代。就工业化而言,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精神体现为“实业救国”,社会价值取向从保守愚蒙向物质主义过渡,即开始更加关注于追求物质成就。西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中国觉醒者追求救国目标的参照标杆,强烈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求强”意识。因而社会的行为特征表现为“中体西渐”,即倾向于认为既然西方先进于中国,那么,中国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展科学、技术以至民主制度,即使是模仿西方也算是进步和时尚。那时,由于中国经济的极度落后,可以追求的经济目标只能是基本生计:不饿死人就算是莫大的幸运。而那时最基本的政策意愿则是地权革命和维持民生: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共产党主张“打土豪,分田地”。首先关注的是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
中国工业化初期或者工业化起步时期,一般认为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期望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艰苦奋斗,赶超发达国家的年代。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是力图摆脱“一穷二白”和以高度节俭为美德。社会价值取向为朴素的物质主义,即以追求实物产量和获取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为目标:“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突出的行为特征是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代表性的时代口号是大庆油田工人王进喜的名言:“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一时期的政策意愿则是“先生产,后生活”。
中国工业化的加速时期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21世纪最初的10年,可以2012年作划分年代。这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方向。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是“先富起来”,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家致富”,连共产党员也应“带头致富”。社会价值取向具有典型的物质主义特征,可以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追求收入和财富的增长,GDP竞赛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行为目标和“硬道理”。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经济行为特征就是“血拼竞争”,求快贪大,为此可以不惜付出很高的资源环境代价。而为社会所接受的政策意愿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表3  中国近现代各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概略
时代
1912—1949
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2012
2013—21世纪中叶
21世纪中叶—
发展阶段
工业化萌发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加速
工业化深化
后工业化
时代特征
战乱:彷徨探索
苦斗:计划经济
致富:改革开放
富强:国家治理
 
社会精神
实业救国
脱困、节俭
“先富起来”
渴望“分享”
多元、包容
价值取向
向物质主义过渡
朴素的物质主义
亢奋的物质主义
权衡的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
行为目标
基本生计
实物产品
收入、财富,GDP
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生活质量、自我实现
行为特征
中体西渐
集体主义,自我牺牲
血拼竞争,求快贪大
主张公平,规避风险
辛劳—闲暇平衡、自主
政策意愿
地权革命,维持民生
先生产,后生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以公平促进效率,法治
遵从民意,福利主义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
中国工业化的深化时期从2013年开始,大约将延续到21世纪中叶。这是力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重点讨论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精神将越来越倾向于渴望“分享”。物质成就仍然重要,仍然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但物质成果的分配以及非物质性的其他追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可以为此而接受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代价。这样的价值取向可以称为“权衡的物质主义”,即虽然物质主义时代尚未过去,“富强”仍是主要目标,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因素正在显现。人们的行为目标不仅要“发展”,而且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行为特征则表现为越来越主张公平正义和规避风险。政策意愿必然转向“以公平促进效率”和以法治保证公平。
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精神将更倾向于多元和包容。社会价值取向将具有显著的后物质主义特征。物质占有欲相对减弱,人们将更加注重追求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行为特征则更注重辛劳—闲暇间的平衡,以及更加强调自主和自决。那时的政策意愿也将更倾向于遵从民意和福利主义。
以上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特征的简要描述表明,当前所呈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一系列长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大时代”、“大趋势”、“大逻辑”现象,具有“换了人间”的历史转折意义。人们将发现,这似乎正应了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未来的30年尽管是从前30年以至再前30年的往昔走来,继承了前30年以至数百年的历史,但是,确确实实将是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新30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处于世界经济的“新全球化”背景中。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5]说:“新全球化的‘新’主要在于它将技术突破同地缘政治变迁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比以往的经济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得多的状况。新全球化中最重要的技术突破来自信息、通信和运输方面。新全球化是数字时代的全球化”。“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如何将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新鲜挑战。在200年前的西欧和美国,主要挑战是如何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使之人性化;150年前,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大工业城市出现人口爆炸的情况下创造一个安全、宜居的都市环境;75年前,主要挑战是如何超越大萧条。如今,我们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利用好新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找到新的途径,以使在一个十分拥挤且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生活得更有效率、更公平且更可持续”。每一个新时代都会面临前一个时代已经解决了其主要挑战之后又产生的新矛盾,问题的解决总是意味着新问题的出现和新矛盾的产生。这就是永无终结的人类发展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一方面,历史时空具有连续性即继承性和相关性,每一个时代的“常态”都是前一个“常态”的延续,并非绝对的间断;另一方面,历史时空也具有间断性即阶段性和差异性,不同阶段的“常态”又显著地区别于前一个“常态”,而呈现为一个很大程度上崭新的历史时空状态和一系列现象特点。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在前30年经济发展的“腹胎”中诞生,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也面临着在以往时代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又产生的新挑战和新矛盾,必须有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的新作为,这就必然表现为社会注意力的明显转移。在美国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心理学家埃尔德·沙菲尔所著《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困与忙碌的》[6]一书中写道:“稀缺会俘获我们的注意力,并带来一点点好处:我们能够在应对迫切需求时,做得更好。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的损失更大:我们会忽视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成效”。依此逻辑,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极度物质稀缺(极度贫穷)使中国社会走向极为亢奋的物质主义时代,极度专注于物质成就,尤其是对GDP的超常渴望和追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稀缺导致对需求物的过高估价,追求稀缺物的心理偏好具有强烈的边际倾向,即高度敏感于其增长速度。但当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后,GDP规模已经不是大问题,就很快会发现确如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埃尔德·沙菲尔所说的那样,由于被稀缺所“俘获”而“忽视了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成效”。因此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要冷却浮躁甚至狂躁的强迫心态,缓解急于求成的心理亢奋,需要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质量、财富分配平等、公共服务共享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等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原理和心理学研究均可以说明:稀缺而渴望获得的,总是被高度关注;已经大量获得的,则会适应性贬值。于是,整个社会必将转入一个“新常态”。这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中国在取得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后,为什么反而产生诸多“不满”,而必须转向新常态,实现新目标。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改革动力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在各个领域中全面深化改革,并平衡好经济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取舍。“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但是,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
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发展是硬道理”、“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时代话语,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标示了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泉。“谁改革谁得利,先改革先获益”是那个时代推进改革的激励相容机理,这可以使改革具有“自发性”动机和基层首创能量。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因为任何“推动力”都必然有其“副作用”或“后坐力”,任何成就都须付出代价。我们可以将推动前30年改革的动力称为第一级推动力,第一级推动力及其“副作用”见表4。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推动力是:趋利化、市场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具有追求利益(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动机。同时,必然有其“副作用”:一些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分流,垄断企业依其市场地位而获得自身利益,而且,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模糊化。
——关于产业领域的改革,其推动力是实行差别性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给改革以各种优惠待遇,激励增长,扶优扶强。其“副作用”则是技术创新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既然有政策优惠可争,扩大产量即可立竿见影获利,为什么要吃力地搞原创性技术创新?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推动力是级差设租,以地生财,加快开发。为了招商引资,可以“零地价”优惠;为了聚财也可以“地王天价”。只要做足土地文章,就可以解决许多改革和发展难题。这样做的“副作用”当然就是地价、房价高度扭曲,拆迁补偿失序:高价拆迁者一夜致富,低价拆迁者生活无依。建设用地大量开发却未能高效利用:一方面是建设用地开发指标紧缺,似乎土地供应短缺;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圈地”、“囤地”后的土地和房屋闲置。
表4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级推动力及其“副作用”
改革领域
推动力
副作用
国有企业
趋利化,市场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下岗分流、垄断地位的私利化,国有企业性质模糊
产业经济
选择性产业政策,差别待遇,激励增长
技术创新不足,产能过剩严重
土地制度
级差设租,以地生财,加快开发
地价扭曲,补偿失序,建设用地耗竭
财税费负
激励超收,相机支出,开发性财政,税费混搭
公共财政薄弱、企业税负费负沉重
金融体制
银行做大,高管激励
脱离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下降,融资成本高企
区域经济
GDP竞赛,招商引资,行政性“加力”
公共服务不足,地方保护主义
政企关系
归属权改为审批权,亲商政策,积极干预
权力失规,腐败滋生,企业行为扭曲
收入分配
一部分人先富,收入制度参照规范各行其是
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认可度下降
资源环境
有水快流,服从发展,有助于支持价格优势
资源约束,资源诅咒,环境恶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关于财税和行政性收费制度改革,基本的推动力是激励超收,政府财政如同企业般“增收节支”,超收即可相机支出。地方政府竞相运作开发性财政、纳税收费并存混搭。其“副作用”则是:公共财政薄弱,企业税费负担沉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金碚

[关键词]:   新常态    改革动力    创新驱动    规则意识    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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