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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新常态下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摘要: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延续了回落态势,7.4%的增长率创近年新低。在中国经济处于转折性的变速换挡时期,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撷取权威人士的最新言论,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远景进行了梳理归纳,以飨读者。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体制,政策

一、新常态下的对外政策

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 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变,也是变得更加积极和开放,今后利用外资更多要依靠法律、制度、政策等软环境方面的建设,靠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今年的政策方向大体来说是三个领域。一是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开放,前不久刚对社会发布的2015年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新目录总条目423条,比2011年版减少了48条,其中限制内条目减少了41条,大约减少了一半,有合资合作要求的条目从43条减少到15条,要求中方控股的条目从44条减少到35条。开放力度是历次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二是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我们全面铺开,普遍备案有限核准的制度,并将大幅下放鼓励类项目的核准权,随着大门的放开我们将把管理重点放在准入后的环节上,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提升外商投资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安全审查制度是外资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上各国的通行做法,审查对象是真正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外商行为,并不是针对一般的外商投资的监管手段。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中国对外部世界影响在加大,同时外部世界各种变化,也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国情特点和开放程度结合起来,实现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三是修订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重点制定外国投资法,实现三法合一,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以负面清单为基础,分有重点的放开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减少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对外资的限制。最终的目的是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何立峰 互联互通不只是修路架桥,不只是平地化和单线条的连通,而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更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连通,这种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可以拉近沿线国家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促进互联互通既包括加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抓好制度和规划衔接融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还包括便利各国之间人员往来的跨境往来与交流,在这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当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也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工信部副部长 苏波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工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战场,历来都是创新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作强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23个部委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宏伟蓝图。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要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摆在产业结构调整全局的核心位置,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和创新链建设,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关键共性基础,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形成一个让创新创业能够源泉永流活力迸发的社会环境。二是坚持质量为先。加强质量技术公关和自主品牌培育,质量监管体系和先进的质量文化,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三是坚持绿色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推广应用,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四是坚持融合发展,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促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形态、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变革,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五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支撑,建立健全适应产业变革的人才培育机制,加快培育产业发展的各类各层次人才,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产业人才队伍。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沃尔克 马尔·邓纳尔 工业4.0将会驱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刻的转型发展,同时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对中国来说,首先,必须建立起专业领域的核心体系,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技术能力。其次,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以便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相互联系交换信息。第三必须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高速宽带网络。第四针对数据安全需要出台一套明晰的规范与指导,只有这样企业和消费者才会愿意交换他们的数据信息。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支持经济转型的大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自由的探寻新的创意,实践新的合作模式。

三、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中国在四年以前,也就是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金融改革里面明确提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5年正好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是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的努力来实现这样一点。具体来讲有三件事情现在是要做:第一,要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目前来讲,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有关的法规条例上、自由程度上还是有缺陷。我们主要在中国的国内居民到海外投资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时候,还是事前审批制度。那么这个已经准备要进行改革了。第二,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资本市场开放也在议程之中,但是人们心里上总是有些担忧,或者担忧一些不确定的威胁。去年中国成功顺利地实现了沪港通,也就是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的连通。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又明确提出来,今年还要加一个深港通。这种连通实际上进展的比较顺利,没有出现特别多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推进的信心。资本市场除了应该使国际上的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国内的股票债券,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投资国外的股票债券,以及他们投资者的权益方面也应该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第三,现在我们在法律方面有一个起草的队伍,在准备新一轮的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过几年都要修改一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开放程度总是不断的加大,过去的开放程度和现在的开放程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过去外汇管理方面有关外汇管制的条款很快不适应了,需要修改。在这次修改过程中,我们也考虑有关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变成一个自由使用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根据这样一个框架来审视我们的《外汇管理条例》,并对它进行修改。除此之外,我们在资本项目方面,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还有一系列稍微小一些的改革,也会在今年进一步推进。所以要使货币政策更好的运转,需要改革开放,大胆有力地向前推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 郑新立 改革金融体制,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围绕降低企业贷款利率放宽金融准入;二是围绕降低企业债务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围绕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发展保险业;四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总之,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改革路线图。各项改革必须周密设计、精心测算、协调配套、同步推进。

四、新常态下的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去年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总体路径与年度的具体安排,下一步就是落实,市场更多的是横向的制度安排,内在要求这是市场的统一,必须打破区域的封锁,在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这既是区域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盛行行政性的竞争,各地纷纷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你的优惠多我比你优惠还多,形成了许多的政策洼地,不仅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效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还可能违反我国对外的承诺,引发国际贸易冲突,需要清理和规范,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再继续实施路径上,我们会区分不同的情况,分类加以处理,并把握好节奏和火候。在促进统一市场行政的同时,保障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对要素流动及市场统一不支持,比如基础养老保险,要通过改革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财政的作为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基础性公共产品校正对市场的扭曲,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等。这里面就有一个财政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配功能责任以及分配支出责任。全面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提供了一个人民向政府表达偏好,并建立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为的最佳指导,并确保政府行为与决策真正对广大民众和纳税人负责。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既要公开又不要过渡的技术化,让人民看得懂。而且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新的《预算法》,老的做法和新《预算法》之间还有过渡的安排,这些过渡的安排必须处理好,不处理好也会造成当前的一些系统性风险,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既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而且社会保险对财政的可持续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长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及适时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三中全会还要求,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所谓精算必须要参考社会的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投资收益率,期望寿命,人口增长率,老龄化的速度,定期调整缴费率、给付率、最低的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并健全多交多得的激励机制,实现在全国统一基础上可持续的代际平衡,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的来临,时不待我,必须抓紧。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中尾武彦 公共财政改革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14年楼继伟部长推出了宏大的改革议程,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制定透明的预算制度,其中包括加快增值税改革,此外,中国政府修订了《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制度,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国正努力对现有债务进行结构调整,但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例如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责任就迫切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融资制度。我建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强化中国的地方融资机制:首先加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至关重要,完善财税支付体系会帮助城市负担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以扩大公共服务范围,为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会保障,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改革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主要是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效率更高,而且可以更加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专项的转移是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但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可以负担,有的时候可能会加大地区的差距。这一准则应该包括全体居民而不是像现在的做法那样,仅包括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其次,税收解决方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收解决方案,应该包括扩大当前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范围,并引入绿色税收,健全的地方房地产税收制度,将为地方发展和政府开支提供更可持续、更透明的融资方式,地方的房地产税能够解决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面临的地方政府的税收负担,环保税比如说基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并发展绿色建筑技术,从而将城镇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对于发展低碳的城镇化,推进清洁、绿色的宜居城市和支持中国的生态文明至关重要。最后我们必须加快中国的市政债市场建设,政府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例如允许指定的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且近期还公布了债转券的制度,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清偿的负担。健全的市政债市场能够成为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融资的有效手段。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例如银行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市政债融资能够降低融资的成本,主要是通过带动更广泛的投资者参与,债券的信用评级对加强财政透明度,完善问责机制也有积极的作用。推行市政债券要有可靠的债务管理系统作为补充,以确保财政纪律并规避风险,这就需要通过可靠的数据、报告来对借款进行密切的监督和监察。


 
作者: 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编撰  来源: 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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